眼见着二零二四年又快过去了。凝视岁月长河，我忽然间想起了四十年前在文联当图书管理员的一个短暂经历。

  那是一九八四年七八月份，我参加完高考从镇江来到在南京工作的父亲身边。我从小在镇江上学，寒暑假的时候会到南京生活一段时间，父亲的一些同事朋友也因此在我小时候就认识我。这回来到南京，见我已经高中毕业，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了，他们更多了一层不一样的关心——前途。有的人建议，可通过南京的教育优势，上上暑期夜校充充电，白天则可以找点事做做，增加一些社会实践。于是很快，在热心朋友的鼎力相助下，我到省文联勤工俭学。

  记得那时的省文联在南京建邺路西头北侧的省委党校大院内，离朝天宫东门不足百米。我从住地升州路步行穿过仓巷石板路，过了仓巷石拱桥，斜对面东北角就是省委党校，路程不到一公里。进党校大门往右转，不出百步，第一幢三层楼民国时期的砖墙房子，就是省文联。

  看到牌子——“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小城市长大的我才第一次知道有这么一个名称的单位。我被安排在三楼资料室协助整理图书。

  资料室不大，但书架书柜满是书报杂志。每年，文联不断添置新书，有些书只能堆放在桌子甚至地板上。资料室由一位阿姨管理。记得她叫汪家流，当时五十多岁的样子，个头不高，比较精瘦，但精神情况很好，为人特别热情，十分健谈，文联的年轻人都亲切地称她为汪阿姨。我也跟着这么叫。

  文联这里，爱读书的文化人很多。资料室每天借书、还书的事情不少，工作量挺大的，汪阿姨一个人忙不过来，尤其是新书登记上柜工作需要个帮手。

  我的任务是协助汪阿姨管理图书。第一个任务就是将购置的新书尽快登记、打码、制卡、上架。这是一项我第一次做的全新工作。汪阿姨耐心细致地教我如何在登记薄上对每一本书的书名进行规范登记，在每一本新书封三上粘贴借书卡袋；教我逐书填写借书卡，使用打码机，在登记薄、借书卡和新书的封面、封底等部位盖上“省文联资料室”椭圆印章，用打码机编码，等等。工作是琐碎的，可是规范性要求不低，必须确保章、码齐全，一书一号，特别是不能漏盖章、打错码、装错卡。我学得很快，三五天就成了熟手。登记的图书，从一开始的每天十几本、几十本，很快就多达一百多本。

  想想那时候，我才十八岁多，体力充沛。每天我会提前半小时左右到单位，把资料室和附近几个协会的热水瓶一起提上，到一楼党校锅炉房旁边的热水间充热水。充满水，盖紧瓶盖后，双手各拎三四个水瓶，一脚两三级台阶大跨步地登上楼，把热水瓶送归各自办公室。再拿起拖把，打湿洗净后，把资料室以及门外走廊木地板拖一遍。那时正是大夏天，是号称火炉的南京最热的季节。忙完这些事，我早已浑身大汗。

  回到资料室，我把需要登记的图书搬几摞，堆上办公桌，登记、打码、插卡、上架……开始工作。资料室只有一台旧的摇头电风扇，趁上班时间未到，我先定向对着自己猛吹一阵，把汗吹干。上班以后，来资料室还书、借书的人也得靠它去热，有的人手上还抓把扇子，补风去热。每天，汪阿姨见我工作很努力，效率又高，很是满意。有时见我忙得满头是汗，就会把摇头扇的中心区向我偏一点，让我多吹一些风，并关切地说：小曹，天太热，时间有的，别太着急。

  文联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每天到资料室借书、还书的艺术家络绎不绝。走进资料室，大家都会热情地跟汪阿姨打招呼、聊聊天，我这个新来的有时也会是话题。每次来有一定分量的艺术家，汪阿姨都会给我介绍这是谁谁谁，诸如有名的导演、歌唱家、舞蹈家、画家、书法家等等。还时常听到他们聊天时会聊某某最近拍了什么电影、演技如何，某某的相声说得好、哪个的舞跳得好、周末在哪个会堂有音乐会……。有一次，音乐家协会的歌唱家来，汪阿姨大声地给我介绍他，赞扬他的艺术水平，它的名气，还盛情地让他当场来一段。这位艺术家也很大方，说来就来，哼唱一曲，唱完大家鼓掌称赞，让资料室一时间充满欢声笑语。

  遗憾的是，我那时完完全全是文艺的门外汉。除了上中学时看过几回学校师生的演出，到电影院没有看过几场电影。青少年期十几年间，经年一回地看过一些露天电影，而且放什么就看什么，没选，有时为能够看一回，也顾不得是不是已经看过，看过的也反复看，比如《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等“样板戏”，还有《渡江侦察记》《地道战》《铁道游击队》这些“打仗片”。现在回想那时侯，看电影，主要的看看故事、看看热闹而已，根本不了解什么演员、“演技”之类。所以，汪阿姨他们聊天中提到的那些专业的艺术方面人和事，什么人名、片名、名气、艺术水准等等，对于我来说，都太陌生了，甚至能够说是一无所知。

  我就是这样地，在资料室干着图书管理的活、耳濡目染关于“文学艺术”的人和事。尽管只是只言片语、囫囵吞枣、云里雾里地被动“旁听”，却在渐渐的不知不觉的艺术空气中接受了熏陶。

  在图书登记册上，汪阿姨发现我的钢笔字写得还行。我告诉她，小时候就喜欢写毛笔字，始终没断过。她听后十分开心。第二天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来资料室还书，汪阿姨便把握机会向他介绍我，让他教我书法。秘书长说你先写点字给我看看。回到住处，我就用父亲的毛笔，用普通白纸写了几个字带来。汪阿姨把我领到书协，让正在伏案创作的秘书长给我指导。这位秘书长名叫田原（字饭牛）。从此我按照田原老师的指点，每天下班回到住处开始临帖、写字，实现了人生最早一回在书法家指导下的书法练习。

  有一个周末，田原老师应邀到南京师范学院(现在的南京师范大学)给大学师生作书法讲座，就带上我一起去。我骑着父亲的旧自行车，提着田老师的资料包，第一次走进高等学府。田老师在讲台上讲课，我与师生们一道坐在阶梯教室聆听。从笔墨纸砚的选择，到结字章法、书法作品赏析，我开始系统知道书法与一般写字的不一样。那段时间以后，我对书法更热爱了，在田老师的直接指点下，我的进步也很快。

  我喜欢写毛笔字还是蛮早的，大概八九岁，一开始跟着老家读过“武惠堂”私塾的长者学写春联。那时侯文化生活不丰富，生活在农村的小孩子，更是接触不到太多的文化艺术形式。我写字，起初是出于好奇而后来了兴趣，属于自发的状态，是一种低水平的自我放牧。小学三年级开始，小学开始有“大字课”，有老师教写毛笔字，我是当时课堂上被表扬最多的，只是相比其他同学老师画的红圈多些而已，也算不上书法。

  真正对着经典字帖练习书法，是从田原老师单独指导的时期起步的。文联资料室是我结识田原老师的地方。记得那时按照田老师的要求，我楷书每天临写《九成宫》，过几天拿给老师指点。两年后，开始临写行书《兰亭序》，一步步严格按照老师订下的规矩循序渐进，不碰其他字帖。直到后来走上工作岗位，工作上的事多了，这两本字帖我始终带在身边，虽然不能做到每天写，但只要有空，还会拿起毛笔临写几页，让这个业余爱好不间断地延续了下来。田老师在书法上使我受益、帮我解惑，引领我走进书法艺术的正路。他后来去了南方城市，我们的联系就断了。再后来，从媒体上得知，二零一四年七月，他去世了。时至今日，我的脑海中还时常会闪现他那时的慈祥音容。

  到资料室上班，汪阿姨知道我每天晚上临帖练字，跟着田老师一头劲地学习书法，也听到田老师偶尔对我的夸赞，特别高兴。当时的我，文联资料室一个小小的临时图书管理员，在这样充满关爱的艺术氛围里，心情十分愉悦。然而不多久，高考录取通知书来了，我要离开南京去上学了。接到通知，我既高兴又不舍。汪阿姨听说我要上警校去当警察了，非常吃惊。临别时，拉着我的手，悻悻地说，你应该是我们文联的人啊，怎么会去当警察呢！

  此后的岁月中，“省文联资料室”一直以一种温暖的存在连着我的心；短暂相遇的汪阿姨，成了不能忘却的挂念。

  不足月的图书管理员时光，差不多是我青少年时代最顺意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四十年后的今天，我把它记述下来，并不是担心自己会忘记，而是为了更近地回味和抚摸那段牵魂的恩情与温馨。

  凝视岁月长河，我忽然间想起了四十年前在文联当图书管理员的一个短暂经历。资料室每天借书、还书的事情不少，工作量挺大的，汪阿姨一个人忙不过来，尤其是新书登记上柜工作需要个帮手。教我逐书填写借书卡，使用打码机，在登记薄、借书卡和新书的封面、封底等部位盖上“省文联资料室”椭圆印章，用打码机编码，等等。文联是艺术家聚集的地方，每天到资料室借书、还书的艺术家络绎不绝。第二天书法家协会秘书长来资料室还书，汪阿姨便把握机会向他介绍我，让他教我书法。到资料室上班，汪阿姨知道我每天晚上临帖练字，跟着田老师一头劲地学习书法，也听到田老师偶尔对我的夸赞，非常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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